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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古人为什么会将重农抑商奉为基本国策

发布时间:2021-02-03 10:59:39 阅读: 来源:焊管机厂家

揭秘:古人为什么会将“重农抑商”奉为基本国策?

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,一定会出现商业。中国古代,从上古时代就已经有商业了。到商朝的时候,已经有人专门从事物品的交换,所以后来管这些做生意的人叫商人。在先秦时期,商人在社会中还是比较受尊重的,商业也受到了政府的重视。西周的《周礼》中,就有官方的市场体系的记载,不过,在这个市场里,价格并不是在交易中自然形成,而是政府规定的。

《左传》中,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:晋国有个使者出使郑国,看中了一只珍贵的玉环,想要过来。宰相子产告诉这个使者:咱们郑国政府和商人之间有规矩,商人不能背叛国君,政府对商人也不能巧取豪夺。

你看,即使在“礼崩乐坏”的春秋战国时期,国君对商人的政策依然是:只要你忠诚于我,我也不干涉你的生意!

到了秦汉以后,政府采取重农抑商政策的思想根源在哪?是儒家对商业进行打压吗?

你肯定听过一些解释,比如说,农业是古代社会的基础,商业会威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。这类解释是从物质层面看的,但是抑制商业,更多的是观念的问题,是一种指导思想。抑商的思想究竟来自哪里呢?过去,一直是儒家在背这个锅。因为儒家重义轻利,而商人总是想着赚钱,所以以儒家治国的各朝统治者都要重农抑商。

其实,这错怪儒家了,儒家对商人其实尊重的。孔子的得意门生当中有一位叫子贡的,就是著名的大商人,但子贡经常向孔子请教学问。有一次,子贡问老师:贫穷而保持尊严,富足了而不骄横,您看我的这个观点如何?孔子回答:不错。但比这更好的,应该是“贫而乐,富而好礼”。儒家认为,贫富和道德无关,只是不同人的命。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。作为人,无论贫富,最重要的是有德。穷人只需安贫乐道,自得其乐就可以了。而富人呢,财富愈多,责任愈大,必须“富而好礼”,为建立礼的天下秩序有更多的担当。

既然儒家不排斥商人,那么抑制商业的思想究竟来自哪里呢?

答案是法家。在战国晚期,各国商人的势力非常大,大到可以干预诸侯国的政治。比如,大商人吕不韦经过一番运作,把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扶上秦国的王位,等到儿子接位成为国君,也当上秦国宰相。商人可以左右政局,这就会威胁到君主的利益啊。处处为绝对君主利益着想的法家,当然会把商人视为头号敌人。商鞅提出要收重税,他的变法措施中的重要一条,就是要抑制商人的势力坐大。而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呢,更是非常敌视商人,说社会上有危害国家安全的五大蛀虫,其中一个就是商人。

儒家并不歧视商人,而法家是真的提防商人。儒家的经济政策跟道家比较相似,是自然无为,轻徭薄赋,与民生息,对百姓厚道一点,让小农经济自发发展。而法家的商业政策可以说是八个字:国家主导,与民争利。在法家看来,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,权力必须全部集中于国家。

因此,在中国古代王朝学会利用国家政策,对市场进行干预和调节的机制之前,“重农抑商”都被奉为基本国策。

“王者之治,崇本抑末,务农重谷。”——《三国志·魏志·司马芝传》

意思是:国君治理国家, 应该崇尚农业,抑制商业,确保农业生产而注重粮谷。

中国古代的“重农抑商”政策始于战国时期,魏国的“李悝变法”和秦国的“商鞅变法”,李悝和商鞅提出了所谓的“奖耕战”,“抑商贾”,就是“重农抑商”的政策。两国通过这样的政策,使得国家的动员力大幅度提升。此后,凡实行变法的各国大都采取了类似的政策。这种以农为本,限制工商业的政策,被秦汉所承继,一直到明清,都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基本国策。

“重农”和“抑商”

“重农抑商”是两件事情,我们应该分开看。

之所以要“重农”,有以下原因:

古代农耕社会,农业生产状况,关系到国家的兴亡。农民为了生存,必须依附于土地,缺乏流动性,是最容易收税的对象。农民没有文化,他们的理想就是“两亩地,一头牛,老婆孩子热炕头儿”,不容易给统治者捣乱。农民以家庭为单位,手里又没有资源,是最好管理的对象。

所以,对于统治者来说,国家最理想的状态就是,普天之下皆小农。社会越平管理起来是最方便的。

对于统治者而言,“商人”属于他们最讨厌的一类人,有以下原因:

商人有能力操纵物价,威胁国家安全。比如,在古代粮食可是重要战略物资,如果在战争时期,商人们囤积居奇,国家就会面临巨大的危机。商人四处流窜,容易逃税。商人为了做生意,经常常年在外奔波,而且容易隐匿财产,相比于农民容易逃税漏税。商人坐大,威胁国家安全。商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,会成为地方“豪强”,就是有钱有势的大地主。更有甚者,他们有些人会组织个人武装力量,将当地百姓作为自己的附庸,威胁到政府对当地进行有效统治。

因此,古代统治者们都会出台严格的抑商政策,包括用暴力的手段,打击地方商贾。在这一方面,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是汉武帝刘彻和明太祖朱元璋。对于统治者来说,社会越平,管理起来就越简单。

中国古代王朝执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原因

对于中国古代“重农抑商”的政策,后世的评价多是从鼓励农业生产,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,这种解释其实有很大的局限性。

如果单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,似乎是鼓励商业才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。从社会分工和交换的角度看,“重农抑商”的政策确实是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,当然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。正是基于这一点,在改革开放后,有许多学者又从经济发展的角度,对中国古代“重农抑商”、“崇本抑末”的政策口诛笔伐,认为正是“重农抑商”的政策阻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。

其实,仅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理解中国两千多年的“重农抑商”政策是片面的。战国时期的李悝、商鞅提出“奖耕战”“抑商贾”政策时,确实是为了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,增加国家的税收以利战争。但是,到了汉代,“重农抑商”“崇本抑末”事实上成为汉代政府用来抑制地方豪强,缓和社会矛盾的一个政策。

根据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的记述,商人不准穿着丝葛绫锦衣物,不得操持兵器与骑马乘车,更不许入仕做官,从政治上将其打入贱民行列。政府在经济上重征商人,“租税以困辱之”,如人口税,商人加倍,征收二算。

对于“抑商”,有人从政治角度解释,说是防止商人坐大之后在政治上威胁到朝廷政权;有人从经济角度解释,说是商人在流通领域活动,并不像农业那样能够提供物质产品,对经济发展有害无益。这些解释或有一定道理,但都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。汉代以后国家实行“重农抑商”“崇本抑末”主要是为了阻止豪强进行土地兼并、缓解社会贫富悬殊、防止社会两极分化。

因为在一个农耕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共存的社会,商人获取财富的速度和程度必然会远远超过耕种土地的农民,而这种农与商在获取财富速度上的巨大差异,将会导致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,最终动摇国家的统治。古今中外,概莫能外。

古代农耕社会,人数众多的农民才是社会的根基

在古代农耕社会,社会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农民。对于古人来说,投资土地的风险是最低的,所以富人们聚集财富后,通常会大量地购置土地。农民失去土地后,会变成流民,贫富悬殊,造成社会矛盾,更严重者会爆发农民起义。

正是由于商人是士、农、工、商中最易致富的阶层,所以被排在四民中的末位;正是由于商人拥有的财产远远超过了农民,所以国家在政策上要抑制商人;正是因为农民最易贫困潦倒,所以国家要扶持农业。

所以,抑制商贾的意义,不仅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主张,同时更是一种平衡社会发展、减缓社会分化的国家政策。从维系社会基本平等的思路看,“重农抑商”其实就是“扶贫抑富”,因为农为贫,商为富,国家不得不重农抑商。

《汉书·食货志》中有一段话讲得非常透彻:今法律贱商人,商人已富贵矣;尊农夫,农夫已贫贱矣;故俗之所贵,主之所贱也;吏之所卑,法之所尊也。

国家为什么要在法律上抑制压低商人地位呢?因为商人已经很富裕;为什么要提高农民地位呢?因为农民已经很贫穷。正是因为世俗社会只尊崇有钱的商人,所以朝廷要有意压制商人;正是由于官吏鄙视农民,所以国家要用法律制度来保障农民的地位。

用国家法律政策来平衡社会贫富之间的社会地位,用政治来平衡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悬殊,这才是“重农抑商”“崇本抑末”最根本的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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